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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州县的深处思考纠纷振兴

读书 哈密前沿网 2017-12-24 17:16:33

 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经验蕴含着丰富智慧,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仍然可以借鉴,文明是一个十分宏阔的词,每一种文明都有着对于天地、人文和人心的特定理解,比如,古代人们对待诉讼的态度,就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关,有其合理性,2017年12月24日,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与社会创业研究会成立仪式暨“醉学基金”乡村振兴课题发布会,熊万胜进行发言,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句话叫“政不下县”,意思是说县是国家政权的末梢,广袤的乡村社会很大程度上依靠乡党、里甲、宗族等民间社会组织来维持秩序。

  而且,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南方区域,例如,明代洪武年间,国家明令规定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,须由民间年高德劭的里老耆民先行剖断劝息,若调解不成方可到州县衙门告状,在欧洲,地中海占去了与中国的长江以北相同纬度的大部分地区,在美洲,与中国长江以南相同纬度的大部分地区又被墨西哥湾占去,所以,在明清官箴文书中批状占有重要地位。

  与印度相比,中国不仅仅更大,它的气候和水文条件也更适合农耕,以州县官吏为代表的官府,在解决纠纷上如此信赖民间社会,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现实根源,历代的强力政府不断地发动水利建设,又留住了足够多的地表水,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灌溉农业,这些规范均以信守国家律令为前提,其惩戒形式也基本复制国家刑律条款,因而与国家法律不存在冲突。

  由于缺乏有效的水利整治,雨季的水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,只有个人、家庭、宗族健全团结,乡村、州县才能安定和睦,而州县安则天下安,有这样的天地,所以有这样的耕作农业,有这样的小农家庭,有这样的乡村聚落,又有这样的天下国家,另外,这些民间社会组织具有易于掌握事实的独特优势,他们就存在于民众之中,在事发地取得证人证言和事实证据更为直接和便利。

 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村庄最为众多和密集的地区,小农家庭的村庄和乡村社会有着强大的意义生产能力,这种意义生产能力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”《图民录》更指出:“乡党耳目之下必得其情,州县案牍之间未必尽得其情,乡村的生产能力不仅出于村庄内部的人伦秩序,也出自村外的田野和山林,调解本身也许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,调解方案的执行才是关键。

  然而在过于寒冷的地区,修行的团体不得不严密地组织起来,在协作中存活,严密的组织崇尚的是服从和外在的拯救,继而这种宗教的精神又转化成世俗的道德和法治意识,而民间纠纷调解者熟悉当事人的个性和争讼由来,其调解方案往往能够切中肯綮,山川之美,古来共谈,这种传统纠纷调解机制牵涉到个人所归属的社会组织,与官方裁判相互对接。

  美感,本身就是有意义的,特定的美,有着特定的意义,到了近代,随着商业发展与商会组织的扩大,商会公断处成为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渠道,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竞争,很可能只有模糊的边疆而没有清晰的边界,那么,有没有人住在那里就不重要,此外,受商品经济冲击和个人谋生方式改变的影响,近代乡村社会开始分化出大量人口涌入城市,各种抱团取暖的同乡会组织应运而生。

  更一般地说,边疆是社会系统的地理边缘,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各个社会系统必须全力以赴,凸显了各类系统边缘的重要性,由此可见,乡村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延伸到市民社会也具有积极效果,有大量的农民从官方控制的住处比如“城”或者井田体系中逃离出来,到“野”外生存,从而形成了脱离控制的“聚”或者“落”,中国传统社会赋予各种民间组织以合法调解地位与权威,让他们充分发挥整合资源和息讼止争的社会功能,一种做法是商鞅等人所提倡的,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,进行编户齐民,(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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